2007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创纪录的5.13万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1%，更是当年GDP增幅11.4%的1.5倍。而同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9.5%。这还不算各种预算外、制度外收入。

       有学者曾如此计算：财政收入5.13万亿，收税4.8万亿，1.2万亿卖地收入，1.6万亿收费罚款，此外加上彩票收入，社会保障基金，烟草税等，总数大约为9万亿。而大约有3.9万亿财政收入未列入人大的政府预算。而在1999年我国财政收入仅为1万亿元，为此有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提议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的社会分红。

       “社会分红”这概念并非中国独创，在国外已不乏先例。如新加坡政府去年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为此新政府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发给每位年满21周岁的国人。同样在去年香港财政盈余达1150亿元，港财政司计划以超过1500亿以税务减免、提供补贴、基础建设、医疗改革等方式还富于民。

       但在我国“社会分红”的提法却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因为时至今日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依然为1.1%，因此在高达5万亿元的财政支出中，实际用于国民迫切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个项目的仅为21.33%，其它的财政支出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国家吃财政饭的公务员们多达4500万人，还有500万人以不同方式依靠政府的特权自收自支，据统计，仅县及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就有1316.2万人。

       我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7.7%跃升到2003年的19.3%，而百姓人均负担的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则从1986年到2005年的20年中，由人均205元急升到498元，增长了23倍。2004年我国的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7.6%，而同期的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支出最高的美国这一数据为12.5%，而最低的日本则是2%多点。

       据统计，2004年用于公款吃喝的费用有3700亿元，是当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1500亿元的2倍还多。2000年5月，某央企在武汉召开一个内部会议，短短3天时间挥霍掉304万元，人均消费2.4万元；此外政府财政每年用于数百万辆公车支出均超过3000亿元，而这部份巨款中真正用于公务的不到1/3。仅此一项便超过一年的国防预算； 至于官员出国考察费用，据统计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当年仅官员出国考察费用便消耗掉3000亿元之巨。

        政府部门的奢侈攀比之风屡禁不绝、神州大地形象工程遍地开花，如河南濮阳县人民政府修建“人民大会堂”办公。安徽阜阳花3000多万建了一座“白宫”、重庆忠县黄金镇 政府搬进“故宫”里为人民服务........      

       而与此形成明对比的是，在2007年国家财政安排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仅600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7%，因此我觉得每当我们依靠社会力量建成一所又一所的希望小学时，就是狂抽在那些狂吃滥喝的无耻官员们脸上的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所所希望也是在无声记录他们耻辱行为。2007年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140亿元，仅占GDP的0.27%，当今年3月7日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人大会议上抓狂时：“卫生经费比起去年实际花的300多亿多了800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乍听此言，心中悲愤无以言表，拿着高薪、享受公费医疗高书记的有政府做儿子给他养老送终，此时的他怎么会想到十亿农村人民的医保方面的一片空白的现状？要实现真正的医改普及性受惠，1000亿充其量只是“杯水车薪”。

       高薪养廉养不了清廉。这是一只苍蝇级别的贪官，月薪七千多元的广东行政职业学院教材科科长刘某为回扣受贿3.5万元，代人行贿13.1万元。当法官问：“你为什么行贿受贿时？”刘科长回答得掷地有声：“钱是永远赚不够的”。听来真有一股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抱有如此想法的高薪公务员们恐不在少数吧。

       通过排列那看似枯燥乏味数据，有时候却是一件很幸福、很有趣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了人均1000元的“社会分红”的不可行性和其财政赤字背后隐藏的众所其知的奥秘。

       在GDP年年以10%的高速增长背景下，劳动者报酬从1990年占GDP的比例53.4%下降到2005年的41.4%下降了12%，而同期企业营业额比例从21.9%增加到29.6%，经济高增长，劳动者的报酬却在直线下降。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达到3.32:1。仅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52元，同期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两者差距悬殊。

       高税收理应享受高福利，但在我国却是高税收享受低得不能再低的福利，甚至是零福利。2002年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金人庆指出：中央财政预算内税收占GDP的15%，各地政府规范性收费占GDP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10%，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达35%。这一比例远超发达国家水平，对此我们相关部门却一再玩弄国民的智商，睁眼说瞎话坚称我们的宏观税负并不高。TMD！　　

       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者工薪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只有30%。而在美国10%的高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税的比重达80%以上。即便如此，在今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前中国首富张茵仍在呼吁为富人减税，提议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降到30%。

      《瞭望》周刊援引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6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远超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也远远地超过了世界上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全球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去年10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数量从2001年的12.4万上升到2006年底的31万户。而当年我国人均GDP在世界仅排名第106位。在人均GDP如此落后的国家5年内富豪家庭却保持了23.4%的复合增长率称冠全球。在2006年，一重庆富豪花150万元购改装的防弹车，据说这家汽车改装厂的生意异常红火；一山西矿主富豪一次购买了15辆悍马吉普车，给家族凡20岁以上男子每人一辆。

       国家一再强调要“扩大内需”。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内需不振？就是百姓无钱！百姓太穷!